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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12日，美国加州阿拉梅达县高等法院的听证会，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。
在当天的法庭日程表上，这只是一项常规的“撤销重罪定罪记录”申请。
申请人名叫 David Xu（以下音译为徐大卫），40多岁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博士。
他来到法庭，请求法官抹去他个人档案里唯一的一项重罪记录——根据加州法律，如果被告顺利度过了缓刑期且遵守了所有条件，他就有权申请背景“洗白”。
如果法官落槌批准，未来任何雇主在对他进行背景调查时，都将看到一份干干净净的履历。
而旁听席上， 一位名叫Rong Yuan（以下音译为袁蓉）的华裔女性提出了抗议。
相比于徐大卫的轻松，袁蓉显得极为憔悴。她是徐大卫的同门师姐，曾是他共处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是徐大卫那项“重罪”的受害者。
她差点被徐大卫用百万倍致死量的重金属毒死，至今仍饱受严重后遗症折磨，无法进行全职工作……
在法庭的质证环节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对徐大卫的撤案请求提出了异议，然而加州法律规定：只要被告履行了缓刑期间的条件，法庭“必须”批准其撤案。
受害者袁蓉表示：
“这个法律系统已经彻底辜负了我。”
在两人共事长达近两年的期间，袁蓉被长期投毒，然而最终徐大卫竟然仅仅被判了两年缓刑，实际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只有对受害者来说屈辱般的“1天”。
受害者面临巨额的医疗费和终身健康损伤，只换来了区区 7058 美元的赔偿…………
这个魔幻的事情，要从两人命运交汇的起点—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说起。
当年，袁蓉和徐大卫不仅是校友，更是同出师门的亲密同门，两人均师从著名的材料科学家Robert Ritchie教授。
袁蓉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，随后赴美深造拿到伯克利博士，按资历算是徐大卫的师姐。而徐大卫则是伯克利本科直升博士，履历同样光鲜亮丽。
两人先后获得了博士学位后，又先后入职一家位于加州湾区的法医工程公司。
2017年1月，43岁的袁蓉与当时34岁的徐大卫正式成为了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。
在那时的公司架构里，徐大卫因为入职较早，地位已经相当稳固。他在公司内部排名靠前，甚至被周围人认为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步入高管层。
然而袁蓉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，很快后来者居上，成为了徐大卫在职场中最强劲的竞争对手……
职场上的嫉妒，让徐大卫对袁蓉充满恨意，觉得这位优秀的师姐抢占了他的位置。
同样是这一年，袁蓉原本健康的身体开始出现诡异的症状……
起初只是莫名的干呕，以及大把大把地掉头发，她还以为这只是硅谷高压工作带来的亚健康反应。
但很快，情况急转直下，症状发展成了不受控制的频繁剧烈呕吐，并且她的嘴里开始持续出现一股令人作呕的酸味。她被多次送进急诊室，挂遍了各个专科医生的号，抽血、化验、甚至做胃镜。
最严重的时候，她还特意飞回中国，试图寻找名医。
当时，她一度认定自己患上了晚期胃癌，感觉自己“仿佛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”。
然而，所有的医疗报告都显示一个令人崩溃的结论：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
2018年11月底，徐大卫还以一副热心同门的姿态，煞有介事地开始帮她“分析”病因，说她的身体不适可能是办公室霉菌引起的，劝她不要来办公室上班……
案发的转机，出现在袁蓉的父母从中国飞赴美国探望她之时。
2019年1月，袁蓉喝了一口自己放在办公桌水瓶里的水，再一次产生了濒死感——于是她把水瓶拿给了母亲，母亲也察觉到了一股极其奇怪的酸味。
直到这个时候，袁蓉才猛然意识到，自己的病因可能不是身体出了问题，而是有人在她的饮用水里动了手脚。
随后，她秘密购买了一个微型监控摄像头，并将其隐藏在了自己办公桌的隐蔽角落。
镜头捕捉到的画面，成为了检方最核心的证据。
摄像机分别在2019年2月11日和3月4日，清晰地拍下了徐大卫趁她不在时，拿着一个小白色容器，将不明物质倒入她的水瓶中，并转动水瓶掩盖痕迹的画面。
“我的血液都凝固了，”
袁蓉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这段录像时的感受，向记者表示：
“我差点就死了。我经历了那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瞬间。我绝对不能放过他。”
随后，警方发现，袁蓉水瓶中的物质被检出含有剧毒重金属——镉，浓度竟然高达美国联邦饮用水安全标准上限的 350 万倍……
镉是一种存在于电池、涂料及某些工业材料中的重金属，人一旦暴露于其中，会导致肾功能衰竭、肺部及骨骼损伤，是公认的致癌物质。
长期摄入如此高浓度的重金属，给袁蓉留下了无法逆转的健康损伤，导致她至今都在与后遗症抗争，且已经无法从事全职工作。
此外，由于袁蓉的父母也都喝过她的水，其父母也全都确诊为镉中毒（后来她的父亲因为心脏衰竭去世）……
2019年3月，警方正式将徐大卫逮捕归案，面临他的本是“谋杀未遂”与“重罪投毒”的严厉指控。
然而，当案件步入漫长的司法程序后，局势却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急转直下。
其中的关键推手，正是时任阿拉梅达县地方检察官的 Pamela Price。
这位打着“温和司法改革”旗号竞选上台的检察官，曾大力呼吁减少监禁、避免过度判刑，并限制量刑加重条款的使用。
然而上任后，她对恶性犯罪分子表现出毫无底线的宽容，千方百计为他们减轻指控，同时对受害者家属的诉求冷漠以待。这导致她上任仅仅几个月便进入罢免流程，并在2024年被罢免。
不幸的是，徐大卫的投毒案恰好撞在了她主政的窗口期。
2023年底，在 Pamela Price 的一手主导下，检方与徐大卫达成了一份令人咋舌的认罪协议：本案最核心、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的“谋杀未遂”指控被全盘撤销，其余的投毒指控也被大幅缩减。
最终，在这场长达近两年的蓄意投毒案中，徐大卫仅需对一项“投毒重罪”做出“不抗辩”答辩。
他被判处两年缓刑，扣除折抵时间后，他实际需要在监狱服刑的时间，仅有荒诞的 1 天。
更令受害者心寒的是，面对长期重金属中毒带来的身心重创、高昂的医疗费用以及漫长的误工期，袁蓉原本向法院提出了约 50 万美元的索赔请求。但最终，法院仅判令徐大卫支付区区 7058 美元。
2026 年 3 月，徐大卫顺利度过了他的两年缓刑期。
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，如果被告满足了缓刑期间的所有法定要求，他们就有资格向法院申请正式撤销其重罪定罪记录——于是，这次的听证会发生了。
一旦申请成功，这起骇人听闻的投毒案在背景调查层面上将被隐藏，未来任何雇主在对他进行背景调查时，都可能无法查到他曾经试图谋杀同事的过往。
而根据最新案卷追踪记录显示，法院甚至可能已经批准了该撤销定罪的请求。
无奈之下，袁蓉不得不公布了当年隐藏摄像头拍下的完整监控画面，希望媒体能够让这件事情被记录下来……
正义或许在法庭上缺席，但真相不容被档案轻易抹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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